文 | 方舟子
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总会有许多悲惨的特殊日子，浓缩成一串枯燥的数字，书写在心灵的日历上。我们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永恒的，至少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特殊日子的那一代人，该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总是天真地低估了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的威力。如果没有新的刺激，如果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再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同样会被慢慢地置之脑后。
“六四”已到了六周年，幸好，还有中国政府及时的逮人禁人，海外新闻媒介也还觉得有当年的内幕可挖，而当年丢下满船乘客不管独自跳海逃生的海员们更觉得还有自我吹嘘、互相揭揭谁也免不了会有的伤疤的必要，这一切，都还在提醒着我们这个日子的再次到来。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痛心疾首。每年的纽约（或是华盛顿？）的“六四”大游行，逐渐变成了以被九七阴影所笼罩的香港移民为主，据说连口号也改用广东话了。是的，我们无法年复一年都那么愤慨激昂，何况许多人越反思越觉得当年幼稚可笑呢？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人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回首回首往事，而对于其他的人，却连这种心情也未必有。
可是我相信我们都曾经激动过，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坚守还是在大洋彼岸观望，我们都曾因为一个已兴奋过许多代中国人的理想而兴奋，也因为这个理想被再次扼杀－－而且是令人发指的虐杀－－而愤怒。由此形成的记忆将是难以磨灭的，尽管我们或许已不愿再去唤醒记忆。然而，对于那些真诚的人和那些投机者，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的人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观望者，同样是激动却会有不同的记忆，同样是反思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笔者曾经听过某海外民运组织负责人的演讲，据他说，八九民运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没有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股票场上的投机者的信条竟然被我们的民主斗士奉为指导民主运动的八字真言，当时就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股票场上这八字真言大概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依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并没有人人都发财；即使让一场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或者退而求其次，那些领导者吧－－人人把这八字真言背得滚瓜烂熟，又能怎么样呢？什么是好，怎么算坏，能不能收，敢不敢上，绝不是旁观者的几句风凉话，便一切都解决了。
而当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就上”，它与最近被新闻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年广场领导者的心里话－－“我们期待着流血，要用血来唤醒民众”－－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这是一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非人的革命哲学，而其手段却是要用别人的鲜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也就更加卑劣。如果你期待着流血，就要有点“有之，自嗣同始”的勇气。不管是什么人，都只有权利期待着流自个儿的血，而不是别人的血。那不是一场革命，更不是两军对垒，千万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美梦。
事实上，不管是被这些别有用心者所煽动，还是出于良知的自发行动，当时确实是“见坏就上”了，一宣布戒严，就去堵军车；一开始清场，就用石头对付子弹，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够坏了，上得也够快够勇敢了吧？对如此善良的人民，我们还能有别的奢望吗？可是结果又是怎样？结果是连本都赔光的完完全全的失败，在这场大悲剧中，没有赢家，只有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了少数人头上的桂冠而已。
在这场运动中，我虽在国内，却基本上也是个旁观者。之所以旁观，是因为很清楚自己绝不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在群众运动中只能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会成为精英们的炮灰，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就有鼓动别人“见坏就上”而自己却“见好就收”的传统，这我是知道的，我的同龄人大概也不会例外。“六四”之晨，在京城千里之外听着收音机传来的密集的枪声，我的同学们痛哭失声－－最坏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人期待着的鲜血正在流淌，而我们其实已知道后果将会是怎样，只是不愿就此罢休，因此还要上一上。象我这样的逍遥派，正是在这时候才觉得不好不上的。那一天晚上，在参加了那个城市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示威之后，我感到的不是“民众被鲜血唤醒”的欣慰，而是悲哀，理想主义终于要在中国彻底消失的悲哀。
当年匈牙利事件之后，二十万匈牙利青年越过奥匈边界，唾弃自己的祖国。“六四”之后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出国潮，以及在美国的所谓“血卡”事件，恐怕也有着相似的心态，都是理想主义破灭之后的后遗症。用我的一位同学出国前的留言所说：“这船马上就要沉了，大家跳海逃生吧。”我自己在登机前还很不甘心地宣布：“五年之后再杀回来。”而现在五年已到，却再也找不回那一点豪情，连当时最希望我以后能回国共同奋斗的一位朋友，现在也在得知我错过了“血卡”期限之后，颇感惋惜。
他是属于那些必须与船共存亡的人。在理想主义之后，取而代之的自然是世俗的拜金主义：只有钱是实在的，其它的，不管多么动听，都是虚妄。虽然不时地还从国内传出一些发牢骚的民谣，我们也能见识到一些冷嘲热讽的文艺作品，但那不过是“把暴君的残暴，化为轻松的一笑”（鲁迅语），即使是沉重的一笑，也只有文学价值，而少有政治价值。国内的人对于“六四”恐怕忘得比海外的人还要快，早在两年前的“六四”我的国内朋友就在信中抱怨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中国政府在这时候大动干戈纯属是作贼心虚。而面对这种世纪末的拜金热，海外居然还有人认为民运会每过几年就来一次，反思“六四”是为了给下一次民运提供经验教训，未免有点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六四”其实是为七十年来此起彼伏的中国学生运动划上了一个悲惨的句点。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生再也无力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而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社会良心越发显得重要。谁能够起而代之呢？海外民运人士的几声聒噪也仅仅是聒噪，而几个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的为民请命，在国内的反响绝不会比在海外大，而且他们所剩的时间也已不多。社会良心的丧失，恐怕正是“六四”最严重的后果。
当然，有时候理想的破灭并不一定导致颓废，反倒可能是成熟的起点，明白了梦想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急躁冒进反而会让它变成噩梦。只要心还没有死透，总会有水到渠成、美梦成真的一天的。以几百个人的生命，如果换得的是这么个教训，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了。我真诚地希望在目前世俗的狂潮下，仍然有着梦想的暗流。虽然这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聊以自慰的了。
几天前填了一首《浪淘沙令》，改几个字，拉来结尾吧：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惶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在我的门前的草地上，曾经开满了黄色的蒲公英，在一夜的风雨之后，全部枯萎。但是，我知道带翅的种子正在形成，并且终将飘散。是的，希望，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995.5
